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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林张之争”漩涡中的林毅夫、张维迎近日

发布时间:2018-08-03 04:02 作者:-1 来源:未知 点击: 字号:

  当然,不同的意见提出,国企用产值、税收、就业等数据,证明它们为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但我们更要看它的效率。”张维迎引用了官方统计数字,2010年国企占整个工业企业资产的42%,但产值只占27%,增加值占30%,解决的就业占20%。“它的投入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张维迎说,如果把同等资源投向民企,将会得到更好的利用,国家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学习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我们撇清喧嚣,与理论坚持者和新闻当事人对话,是为了更好地以正确的方向来观察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来观察政府与市场这两个主体之间如何处理其微妙的平衡关系。

  张维迎,这位中国近30年来只要一发声就会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在“山水丹青杂”的朗润园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并不像很多媒体里描述的那样“悲观”。他捍卫市场经济制度的强势,不在乎他的言语声调,而是一种30年来一以贯之的温和的执着。

  在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时,林回答:“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正确,何种干预越位。新结构经济学中‘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

  “中国过去35年,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否则不可能连续保持平均每年9.8%的增速。”即便被贴上了“亲政府”的标签,林毅夫还是坚持他对中国模式的推崇。基于此,很多人把林归于“乐观派”行列,但他明确表示,“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林毅夫认为自己对未来的判断总是潜力和问题同时分析,他认为所以被认为是“乐观派”,是其他一些人只看到问题,对中国的前景悲观。

  在林张“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的辩论中,林毅夫至少两次打断张维迎:“这是误解我。”的确,在与杨小凯和张维迎的争论中,林毅夫觉得很多人对自己观点的理解比较片面。比如,他说自己并非主张不改革,只是不赞同小凯所主张的先建立起理想的欧美体制再去发展经济的观点,以及维迎只强调市场忽视政府作用的说法,“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制度改革和让政府支配一切是严重误解。”林毅夫立足于其新结构经济学阐释:“关于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这是误解。”林对记者说,现在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需要竞争,竞争需要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所以我就变成突出的。”

  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

  林张这场争论切分出两派,市场和政府双方都有着众多拥趸。张维迎说他更关心30年后的中国,同时强调对现实的经济和制度并不悲观。而林毅夫也说不反对市场,双方争议的差异是回到斯密观点还是方法上。显然,舆论也好,毒奶色”深夜痛批五五开开!学界也好,对两人都误解很深。但长期以来鲜明的个性,公众不期然给他们戴上了帽子,包括一些熟悉他们的好友。

  张维迎说,目前需要的改革就是政府把权力放给民间、放给市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一条主线年的发展正是依照了市场逻辑。”他表示,尽管“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企主导下同样可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但他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来讲,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被很多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国企的存在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好多民营企业家的潜能不能发挥出来。”张维迎说,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本来在市场中应该想着怎么去更好地服务客户、更好地创造价值,但是他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想怎么通过政府、国有企业来获得资源。

  为什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经济学家会看到一幅不同的画面乃至看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否一些固有的信仰和信念使每个观察者都戴着一幅有色的眼镜观察和认识世界?如果每个学人都能这样反思自己,这个世界会多一分宽容和理解,也会更多地和而不同,多样发展。

  继上月国内经济学界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10年而举办一场追思会,并由此引发林张二人论战之后,近期因为多名经济学家“选边站队”而导致烽烟仍在持续延烧。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两位新闻当事人进行了专访,试图对事件作出深度的解析。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企体制改革。”在林张之争中,林毅夫认为对大型国企的改革来说,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更重要。但张维迎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导致的恶果之一就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过去5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量资源、贷款都给国企,国企总体变得越来越强势。”

  谈论到政府与市场、与企业家的关系,张维迎表示从没说过“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维护需要政府。但是,他心中的有为政府不是采取直接制定产业政策之类的手法,而是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经济学家姚树洁说张太率真、太急躁,锋芒毕露,不具备中庸之道。林不一样,他学会了中庸之道。这也有道理,梳理这几年的总理座谈会,林毅夫已被邀请参加好几次。作为林、张二人共同好友的经济学家韦森,在这场争论中把支持的票投给了张维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给了林毅夫。8月11日,他在微信圈里发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来常常自问,是否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禀赋乃至信念遮蔽了自己“客观”无偏地观察世界现象的眼睛?

  有意思的是,在理论层面林的观点颇具争议,但在经济实务运作过程中却很管用,中国经济迄今的客观形势也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说。正如一篇《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所说,林毅夫想说中国经济“YES”但却还要到处解释,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韩冰

  张:市场经济制度的维护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有为应该体现在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而坚守。回到本质,这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是死水一潭。

  系统地回顾张维迎的学术观点,会发现他并没有否认中国35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对于现实的经济和制度,我纠正一下,我不是悲观。”张维迎强调,“正因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会谈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评性的意见。我个人对未来的改革还是抱有期待。”“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地简政放权等。

  “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种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经济学家华生的一语,相当于否定了贴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标签。在上月国内经济学界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10年而举办了一场追思会,并由此引发林张二人论战之后,林毅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用上万字的篇幅完整阐述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个多月前自己与张维迎的那场辩论,外界对自己的观点有些误读。

  “国企并不真赚钱。”张维迎认为,国企所谓的“赚钱”,从经济学上讲只能叫会计利润。“会计利润是账面上的利润,好多成本是隐性的,不记在账上,所以经济上亏损的企业也可能在会计上是赚钱的。”张维迎说,如果将隐性成本(即机会成本)都算进去,这些企业就不赚钱了。他以垄断性的电信行业为例。电信公司的牌照属于政府限制资源,竞标和竞争没有完全放开,电信公司并不为牌照付钱。如果竞标,一个牌照竞标500亿元,那么企业就要支付这种成本。“所以,电信公司表面上赚钱,实际上赚的是租金,或者叫准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利润。如果把贷款利息优惠、资源占用等隐性成本算上,国企的利润可能是负的。”

  张维迎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坚守市场经济的奥地利学派的卫士,但他坦言,真正搞明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这几年的事。他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刺激,其后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好像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2011年,张维迎谈反思经济学的时候,发现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批评市场的失败,实际上是市场理论的失败。“它和市场的失败是两码事。”他打了个比方:比如一个女孩子本来很漂亮,但画家把她画得像只猴子,然后我们就评判这个女孩有多丑。“这是经济学的错误。当科学以一种比较优美的体系建立后,我们会顺着这个体系走,有时候会走进死胡同,而忘记了现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与很难赢得官方政策回应的张维迎相比,林毅夫显得更深谙国情,他的很多观点后来和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国企改革、农村问题、股市、宏观调控问题等。

  在杨小凯追思会上与张维迎的辩论,显然有更多的学界人士倾向于支持张维迎。林对“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使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官方经济学家”。而林毅夫在追思会之后对记者说,“我本人和张维迎、杨小凯乃至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林: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

  8月22日下午,北大国家发展学院,头发花白的张维迎在新办公室前的露天圆桌旁,正会见一位老友。这里正是他20年前和林毅夫、易纲、海闻、张帆、余明德等学者共同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月23日,林毅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要求给予回复,次日又对记者的文章进行批注和修改。林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不反对制度改革。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按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

  张维迎还以次贷危机为例,认为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恰恰是美国政府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干预造成了次贷危机。对于企业家到底和政府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张维迎的思考是,在中国,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不理政府,企业不可能做起来。”他说,“但另一方面,企业家跟政府关系不能太紧。如果关系太紧,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容易出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周洲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确实有不少体制、机制问题,为此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都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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